广东人的俗语中，经常有“卖猪仔”这个词。比如以前那种私人的大巴，如果乘客少，司机就把车上的乘客转到另一辆大巴，这批乘客就被称为“卖猪仔”。
其实，“卖猪仔”这个词最早是称被拐卖出国做苦力的华工。华工不是被抓到船上去吗？由于人多碗少，吃饭时不一定是每个人有一个碗，就是一个大锅，熬一点什么东西给大家吃，每个人都蹲着抢食，就像喂猪一样。
很多人都知道，过去广东台山、开平、恩平等五邑地区“卖猪仔”比较多，有少量的“猪仔”坚强地活了下来，在异乡安家落户，后来成为了华侨，因而江门一带成了侨乡。
但很少人知道，法国殖民者统治湛江时期，广州湾也曾是“猪仔”贩卖和转运的中心口岸，西营（今霞山）、赤坎，有大小“猪仔馆”十多间。较大的有位于今逸仙路的“锦纶泰”、“泰来栈”；赤坎是今民主路的“大成行”。高雷各地的“猪仔”运载到“猪仔馆”集中，然后转卖给洋人，到南洋或是美洲去做苦工。
广东农运领袖、遂溪人黄学增在《广东省南路各县经济概况》一文中写道，高州属各县每年有五六千“猪仔”卖去南洋，仅年的一月和二月，高州、雷州两地农民被卖“猪仔”去南洋的有八千人以上，可见广州湾贩卖“猪仔”十分猖獗。
鸦片战争后，随着世界范围殖民地开发舞蹈剧，黑人奴隶已经供不应求，西方国家转向招收契约华工，变相买进苦力。虽然清政府和民国政府，都有禁令不准贩卖华工出洋，但时局动荡，政治黑暗，官匪勾结，禁令形同虚设。
由于生活困难，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，被投机商人用各种手段，比如说去到外国薪水很高、做个几年回来就发财了什么的，这些话对走投无路的穷人很有吸引力，于是纷纷被诱骗拐卖沦为“猪仔”。
当时，广州湾地理位置特殊，可以自由通商，加上法国殖民者插手贩运湛江华工出洋，广州湾“猪仔”贩卖相当严重。仅至三年，先后有遂溪华工多人，吴川多人，被拐卖到法属南斐克啤叻经营的畜牧和种植业当苦役。
广州湾法国公使署还派兵协助押运，造成广州湾贩卖“猪仔”从未停过。直到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仍有英籍太古公司轮船来广州湾装运“猪仔”。
为什么当时“卖猪仔”盛行？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高额。以一名“猪仔”为例，拐卖“猪仔”的可以得到人头钱3-10元，转卖给洋船人贩提高到60-70元，甚至元。“猪仔”到达目的地国再转卖给业主，减除费用可纯赚-元。
人贩子为追逐利益，不择手段，不顾“猪仔”死活，希望卖得越多越好。比如说一条船，只可以载个人，他一定载个，个就算死了个，40%左右路上死了，到那边也是超过个，人贩子还是赚了。
“猪仔”进入“猪仔馆”后即成为商品，再没有人的尊严，他们失去自由，为防止逃跑，被互相捆绑串在一起。还像牲畜一样，被剥光衣服，打上印记，被武装押运到超载的船只，赶到潮湿阴暗闷热的底舱，挤迫在一起。
就这样，人挤人，甚至人叠人，人踩人，连呼吸都困难，生存条件极其之差。加上饮食粗劣，炎热缺水，疾病互相传染，不少人在途中死亡。有数字统计，一般死亡率达15.2%，因此，运载“猪仔”的货船被称为“海上浮动的地狱”。
猪仔”到了异国，并没有看到“发财”的机会，而是在荒无人烟的恶劣环境下，在皮鞭下从事粗重活和危险活，伤亡更加惨重。
清朝首任美国公使、吴川人陈兰彬曾到古巴调查华工情况，记下“猪仔”惨状，说他们劳动很重，饮食又很差，工作时间过长，经常被棍鞭打，被锁闸夹，每年各处被打死、伤重而死、吊死、毒死、投水死……还有一种死法很奇特——投糖锅死，死亡人数不计其数。
“猪仔”捱至卖身期满，才能恢复人身自由，然而能够熬下来的人是少数。期满的华工，申请赎身证后，有的去当雇工，有的做小本生意，由于返乡不易，不少人在当地定居下来，成为华侨，继续创业。
根据《湛江市志》记载，湛江籍的华侨、华人分布在世界45个国家，人数有80多人。当中有多少是“猪仔”的后人，已经无法统计，但当年的湛江华工，为资本主义的繁荣，为人类的文明，作出过辛勤的开拓，历史不会忘记；他们用血泪铸写的悲惨人生，历史也永远不会忘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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