房租成为负担，并不是现如今的特产。宋代翰林学士章珉对此便有精辟概括，他说：“望月初请料钱，觉日月长；到月终供房钱，觉日月短。”可谓现代人的写照了：月初便开始掰着手指头算，哪天发工资，感慨时间啊它过得太慢；月底要交房租了，又觉得时间过得忒快，吃土的日子何时到头呐。
买不起房早就是京漂们的共识了，大不了租房嘛，大家都是这么相互劝慰的。
不巧身边的几个朋友最近都经历了租房搬家，叫苦不迭。
贴了墙纸，换了窗帘子，搁上置物架和绿植，把小屋子整的饶有情调，一年之期临近，房东来转了一圈，咂么着嘴，便要涨块，朋友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过，料到了“共克时艰”的大形势，却没猜到这结局：
自去年大兴大那把大火之后，房源供给量大幅下降，房租已居高不下，寻摸了一圈，附近的房租都一溜烟的往上迈了一大步，城郊的房租倒是少些，可也忒远了点儿，来回路费和时间成本，又如何清算！？
压倒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可能就在明天……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被离职；中介争抢房源，烧钱换市场，人为抬高收房价格；N+1出租模式加剧租房价格上涨；整洁如新的公寓，甲醛浓度远远超标……
中国的房屋租赁制度对租客的权益却几乎没什么保障，对于京漂租客们来说，自古便是如此。
在房子问题上，古今都有烦恼
汉朝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和谐盛世，其盛名还体现在房价上：按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，等级最低的公务员(佐史)，每年也能领到96斛米，折合钱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基层公务员两三年的工资，在一线城市陕西汉中买一个公寓不是问题——最便宜的只要1万钱。
如今，想在两三年里凭着工资买一线城市的套房，也就只能呵呵了。
到了唐朝，13.8万文钱就可以买首都大别墅了。碑文拓片记录：一座拥有房屋39间、占地2.9亩的大别墅，拍卖成交价只有贯，折合13.8万文。按当时洛阳斗米(约10斤)10文市价，折合成如今的大米价格（3元/斤），40万就能住上大别墅，别说放在当今，就是在宋朝也是不敢想的。
宋代的普通公务员不吃不喝年左右，才可以在首都开封买房。所以像苏东坡、欧阳修等大文豪，也都只能以租房为生。
明朝的房子也不便宜，当时一个小户型要三四千两银子，而一个县令，七品国家公务员，年薪不过三百五十两，如果两袖清风，要10年才能攒够钱。
面对房价高、人口密集和迁移频繁的现实，古今以来无房人最好的选择都是一样的——租！
宋朝租房热
要说这房屋买卖租赁，要从西周时期说起。那是中国史上最早的一宗不动产交易，发生在公元前年农历三月份，一个叫裘卫的人，用两块玉，一件鹿皮披肩，一条带花的围裙，换了没落贵族矩伯的一千三百多亩地。
至此，一个叫房地产的江湖诞生了。而租房，到两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现象。
那时候，“京漂”数量大增，绝大多数都房子头疼过。
如开封这种一线城市，人口密集，僧多粥少，城建没跟上。相对现在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模式，宋代地方*府甜头太小，卖地开发建房的积极性不高，于是房价与日俱增，“重城之中，双阙之下，尺地寸土，与金同价”。
*府不解决住房问题，上至文臣武将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得自己找房租房。
比如太祖朝，名将刘文超，一生租房。仁宗朝，文魁欧阳修，在开封里仁巷住公租房，他在《答梅圣俞大雨见寄》诗中便说：“嗟我来京师，庇身无弊庐”，当了十几载的官，也没能在京都买上一砖一瓦，为官17年后才拥有了自己的首套房。范仲淹在做京官之前，一直租房。
南宋度宗朝，诗人方岳，在邵武住破烂公租房，一住3年。辅佐3朝、为相10年的韩琦，曾忧伤吐槽，“自来*府官僚,在京僦官私舍宇居者,比比皆是。”
一般情况下，租房有两种选择，一是民租房，一是公租房。
先说民间租房。宋代城镇中平民老百姓被称为坊郭户，并以财产（房产大小和多少）为标准分为主户、客户。主户便是在城里有房一族，也就是“房东”，被叫做“掠房钱人”。而坊郭客户则指的是那些上无片瓦、下无插针之地，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平民，只能靠租房子。这种租住，在当时自发形成了新的行业，叫“庄宅行”。
还有一种出租房，不过房东是*府，这便是公租房。专门管理公租房的单位，叫“楼店务”，后来又称“店宅务”。“店宅务”有经营权，主要负责三件事：公房租赁、管理与维修。
店宅务名下的公租房规模相当庞大。据史料记载，宋真宗天禧年间，仅在汴京（开封）左、右厢店宅务就有有公租房间，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变成了间。设局长1个，副局长2个，科长3个，科员50个，维修工个。局长统抓全局工作，副局长分管租赁、收租和维修，科长定期巡查公房，科员直接上门收租，维修工捋袖修房。
除了数量上的不断扩大，连房屋种类也不断增多。在宋神宗时期，汴京又增加了平房间、宅子（别墅）所。以汴京常住人口一百多万人、每口需住房一间计算，这批公租房至少可供1%～2%的汴京人口居住。
“店宅务”可谓*府统治下的功能完善的大型中介机构了，京官没有私邸，便去那里租房住。
租赁合同
因为租房需求旺盛，“房屋中介人”这一熟悉的职业便诞生了，彼时称作“牙郎”“牙人”“知见人”等。
所谓婚嫁找媒婆，找房子则需得牙郎，跟如今的导购员一样，脑筋、口才和眼力见儿都是要有的。《太平广记》中说，唐玄宗天宝年间（-年），金陵人陈仲躬携数千金在洛阳城的清化里租住。因有意外之事，房东要收回租屋。第二天早上，便有闻讯而来的牙人来找陈仲躬，而且已经为他找到了另一间宅舍，大小价钱都与清化里的这间条件相同。云：“价值契本，一无遗缺，并交割。”
如此伶俐干练，以至后唐时期明宗下令禁断洛阳城内市场上的牙人活动，但房屋的交易租赁上仍然“须凭牙保”。
而契约在租房中到底有多重要，无须赘述。有了契约，意味着出租方或者承租方的利益都得到一定的保障。《宋史》中记载的苏轼之经历颇能说明问题：苏轼、苏辙二兄弟被贬到雷州后（今广东海康），因为不允许租住官舍，只有赁民房而居。孰料，当时的奸臣章僦诬称，苏轼、苏辙乃强夺民居，应当“下州追民究治”，亏了苏轼兄弟拿出所签契约，才让其哑口无言，免去一场无妄之灾。
按照合同，承租人不得随意转租，也就是不允许出现“二房东”。还有，承租人要保护租用的房产，对房屋进行必要的修补，如果退租的话，则可以将自己修补的那部分拆下拿走……房东亦然，比如宋真宗规定，出租人不得擅自“夺赁”或增加租金；不得借翻修增修房屋为名，随意添加房钱等。
当然，房客不按时交纳租金，后果相当严重——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宋哲宗时期，御史中丞宗愈因为拒绝交纳房租，遭到其他官员弹劾，被称为“无耻辱国已甚”。
房租
那宋代房租如何呢？
与现代情况大致相同：房子按面积和质量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基本能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需要。所收租金，中央拿大头，地方民间拿小头。
民间房东亦有大小。小房东房子少，只是糊口饭吃，欧阳修曾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到过，河东路辽州一个小房东，自家开了个饼店，同时也出租房子，“日掠房钱六文”，一个月文钱，一年得租金多文。苏舜钦亦在文稿中提到：“只于京师仕宦及有屋业者取之，岁入不啻百万”。
大房东相比之下，日子好过的多。北宋末年，一个权贵官宦叫韦渊，因是太后亲戚，得到赏赐极多，在京城等大城镇有很多房产，仅出租房子一项，“房缗钱日二十千”，一天0文钱，一年大概多万钱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，：700，同样是房东，待遇差别可不是一星半点儿。
根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的记载，在年，开封府华容县一处住宅“日僦钱五百”，日租金钱。所以当时也多了很多游手好闲的权贵子弟，没什么正当职业，逗逗鸟，遛个弯顺便收收租子，好酒好肉还能取上好几房小妾，日子过得相当有滋有味。
民间还只是小数目，而公租房店宅务更是日进金斗。据神宗熙宁十年统计，开封东城有公租房间，西城有公租房间，平均每月收取房租.5贯，平均每间月租是文左右。南宋高宗绍兴五年，杭州店宅务收入“三十余万缗”（《宋史》）。
租房获利如此之肥，以致宋仁宗时，入内都知张永和建议宋朝*府将租房的费用分出三分之一作为*费……由此可见一斑。
租不起啊租不起
宋《浩然斋雅谈》一书中，南宋官员张卿关于房租有这样的诗句：“小小园林矮矮屋，一日房钱一贯足。”张卿当时居住的租房是一栋附带了小园林的普通京城住宅，按其说法，每月的租金为30贯，即钱。
而据说当时京城地区一个普通人的月收入不到钱。怎么算，都是租不起的。
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啊！
为了省钱，不少京漂或找寺院或找民房住，图省事的直接住进人货混居的邸店，胆子大点的则找租金更低廉的“凶宅”凑合，宋洪迈《夷坚丁志》“戴楼门宅”条记，一名叫林邵的京漂应试举子，“入京师，僦居戴门楼门内，所处极荒僻，人多言彼宅凶怪。”（所以才有了后来各种人*情未了的旖旎故事）
即使在房价不算很高的唐朝，亦有白居易刚来长安时便被笑话名字，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”，果然一语成谶。
白居易29岁考中进士，32岁终于有了第一份工作，任国营出版社的高级编审“校书郎”，当时薪水是每月1.6万文，也能算的上小白领了。即使如此，这工资也只够他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四间茅屋。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，白居易又养了一匹马代步，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，每个月的花销是七千五百钱，剩下的钱存起来。
可惜存了十年，也没能在长安城里存起一套房子。“城市钟摆族”当到了50岁，才堪堪在长安买了一套蜗居，有诗为证：“游宦京都二十春，贫中无处可安贫。”多年过去了，这点倒是一点没变，在大城市租房就是贵，没人能当“居易”。
原来，无论何时，房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。
花把式的限租令
一方面，交不起房租，就得被扫地出门。
另一方面，有为官期间，在开封城的蔡河岸上圈占官地，只为盖房租赁，牟取暴利之人，比如国级“房叔”北宋宰相晏殊。
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，*府往往会出手干预。如今*府为了控制房价，推出了“限购令”。而在古代中国，为了控制房租，朝廷曾推出过“限租令”。所谓“限租令”，不是限制租房，而是限制房租，是国家运用行*手段干预租房市场，不让房租涨的太高或者太快。
早在五代的时候，每逢降雨或降雪量比较大的春冬季节，*府都会颁布法令，要求减免房租。
到了宋朝，若您留心《宋史·食货志》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志》《宋会要辑稿·瑞异志》以及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会发现，*府对于公租房更有许多贴心的举措，交租时间的宽限、房租的减免再平常不过。若是遇上天灾人祸、疾病瘟疫，则减免更甚。
大中祥符二年（年）宋真宗下过死命令：“在京店宅房钱，自今止以原额为限，不得辄增，违者罪在官吏。”意思是有关部门一定要控制好首都的房租，不能再让它上涨了，谁控制不住，我追究谁的责任。
公元年正月，还是宋真宗，“以雪寒，应店宅务赁屋者，免僦钱三日”。因为下雪天寒地冻，但凡有房屋出租的，不论是旅店还是私人住宅，一律免收三天租金。
宋真宗在减免房租方面，还是比较勤快的。公元年的二月份，再次下令给国有企业，“遇冬至寒食，免僦值三日”，凡是穷苦老百姓租住在产权国有的房舍的，免除三天租金。
宣和七年（年），书画家皇帝宋徽宗曾下令首都开封的公房、私房一律减少十分之二的租金。
宋仁宗上台后更加宅心仁厚，曾因首都开封闹了瘟疫，在京城下旨“蠲公私僦舍钱十日”——所有出租屋免掉十天租金。山西、陕西下了暴雪，宋英宗下旨“蠲免公私僦舍钱”；绍兴元年（年）江南房租暴涨，宋高宗下令“蠲免公私僦舍钱”……
免租是好事，可也只是杯水车薪。我们且来算一算，能免掉多少。根据《宋会要》记载，开封府专门负责经营国有房屋出租的机构店宅务，名下共有房屋两万三千三百间，每年收房租十四万贯，相当于每间屋每天收租不到20钱，那么免租三天只是省下60钱而已。对穷苦百姓来说，也没沾到多大便宜，无非就是意思意思。
况且减租令的具体落实情况如何，不得而知。皇帝大手一挥，地方上因地制宜的举措却不好施行，因为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支持免租。
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会影响国库收入啊！
严格来说，店宅务的收入属于土地财*，应该上缴给财*部，但实际上，这些钱都去了左藏库。左藏库是宫廷财*管理机构，和国家财*部是两码事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说，店宅务
“以所收钱供禁中脂泽之用，日百千”，意思是宫廷里皇帝老婆的脂粉钱、皇帝的日常开销，都来自店宅务。
有宋一朝，皇家一直在吃房租，穿房租。所以，吃透皇帝心思的官员都明白，减免房租只是皇帝利益和名声都要抓的做法。如果过分解读皇帝旨意，可劲儿给老百姓免租，到了往国库交账的时候拿不出足额银两，看怎么收拾你！